批 判

梁思成始终坚定地认为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他认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怎样创造中国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1951年至1954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民族形式”的理论。

但建国前的大多数大学的建筑教育基本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几乎完全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民生凋敝，根本没有盖过多少房子，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在现代建筑中去探索民族风格，从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因而20世纪50年代初，当建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大量出现，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严重不足，设计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在学习苏联“民族形式”、“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建筑师们一时纷纷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来设计新的建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尽管梁思成曾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正面的成功模式可供大家借鉴，建筑师们包括梁思成自己都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起始阶段，从而导致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风行一时，遍布全国。

梁思成对这许许多多的仿古作品并不满意，但他认为“我们的新建筑还在创造和摸索的过程中??所以要马上就理解得很好，做出高水平的作品是很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只要设计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的努力或愿望??”“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因此他还是肯定了这种探索精神，他深信，“几年之后”，“我的真理将要胜利”。

梁思成为什么会这么执著地坚持建筑的民族风格？这是与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传入中国之时，也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之时，“统一”与“救亡”成为这时期思想领域的两大倾向。这种倾向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建筑中强调中国固有的民族风格，“以西洋物质文明发扬我国固有文艺之真精神”，“融合东西建筑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物之固有色彩”，也成为此时建筑界人士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这也是梁思成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