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7年梁思成正值45岁的壮年时期，但是他的学术水平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地位，按说他应当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对宋《营造法式》及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已经成熟，本应及早将它们整理成文，可悲的是1949年以后尽管给了他一大堆很高的头衔，但是过多的送往迎来，过多的社会活动，过多的思想改造运动，迫使他停滞不前。等到他觉悟过来，想拼命向前之时又逢“文化大革命”，他带走了他的智慧及未完成的学术成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要从梁思成本身来找原因的话，正如他在1968年说的建国后虚荣心发展了。因此为了这些可爱的头衔他也就成了“驯服工具”。如果问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不是那些污辱、鞭打与谩骂，而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完全按照自己毕生的做人原则说出真话。

纵观梁思成的一生，他为祖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虽然他没有扛起枪干革命、去杀敌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