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重申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克服过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他同时还重申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的对外开放，是要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进步文化成果，同时抵制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对我们的侵蚀，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良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江泽民肯定深圳模式在引进现代科技和管理上对中国改革做出的贡献，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江泽民在他的讲话中进一步确认说：“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当时，市场化改革在北京备受争议，深圳试验及开放政策被允许继续进行，可谓幸运至极。

在改革被普遍质疑为背叛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把改革和开放政策区分开来是明智之举，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比而言，对外开放的政治敏感性较低，因此也没那么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攻击。中国渴望并且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进入西方资本市场，在这点上，即使是社会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会有异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政策。江泽民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良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对中国“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同时还要“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进步文化成果”。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不再闭门造车地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再像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年，鄙弃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实行，使一小部分经济改革在无常的政治环境和财政紧缩的双重冲击下得以幸免。1990年4月成立的上海浦东开发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在90年代初期最为显著的发展标志。上海便是从这时起开始复兴，并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两年后，即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浦东新区。不到10年，浦东就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橱窗。这个与上海仅一江之隔的弹丸之地，通过对深圳模式的借鉴，成功地从一片稻田转变为经济盎然的一方支柱，成为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焦点。如果说深圳是中国80年代对外开放的象征，那么浦东则可谓90年代对外开放的典范。不久，上海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引擎，与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