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症”，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

——朱镕基

谁都知道，国内的经济过热，是个久治不愈的历史顽症，原本就不是与次贷危机并发的急症。投资发烧，像是中国人喝上瘾的那瓶老白干，不是西方人喝的马爹利。如果把马爹利拿来当老白干喝，显然不对胃口；就如2008年，国内开出了与次贷危机相同的药方，显然药不对症。朱镕基说他搞了50多年经济工作，最担心我国的经济过热综合症。为什么总是过热？因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个老毛病。

发展是硬道理，被简化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于是，许多人迷信增长，以为增长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与均衡发展，所以，要破除增长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迷信。“经济增长本身不能成为目标，而应该把人的福利、人的尊严、人的完善作为最终的目标”（加尔布雷斯语）。“既有增长，又有公平，才是经济发展”（威尔伯语）。因此，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以增长替代发展，只追求GDP，只追求以物为本，绝不是科学发展。

坚持人是发展的目的，就不能鼓吹把人当成手段的“人口红利论”。国内的经济增长，跟“人口红利”其实是一个路数：重数量不重品质。人多最重要，人活得是否幸福快乐不那么重要，不就是“人口红利”吗？所谓“人口红利”，说穿了，就是指低工资、低福利与低人权这“三低”。我们在肉体安顿与生命繁衍上的错误，就是倾向于多生。所导致的生命贬值，负面的生存竞争与人权低下，都与“人口红利”有关。刺耳的“人口饲养场”，是剑桥经济学家形容中国、印度人口爆炸、生态退化的用语。他们认为，借助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国、印度也能养活巨量人口，但生态环境退化得像个“人口饲养场”，人丧失了生活在自然中的乐趣。当然了，乐趣还在其次，仅空气、水、土壤与食物的污染，已使国内成为地球上不大适宜人类居住的一片区域了。

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是要从以物为本转移到以人为本上来。邓小平担心的“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不是发生了吗？“一个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埋下很多隐患”（吴敬琏语）。因而，转型绝不限于增长方式，也绝不限于经济领域。怎样“多一点公众参与，少一点个人权威；多一点公平竞争，少一点垄断独占；多一点机会均等，少一点特权阶层；多一点财富分享，少一点贫富悬殊”（高希均语）？台湾当年转型的上述课题，也是当下内地转型要交的作业。

罗素说，从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出发，谁都难免步入误区。国内经济“超常规、跨越式”的过热症状，都来自一个假设的前提：“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预期增长率就可能被高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形成了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中国的投资者把过去的增长率套用在了未来，然后被广阔的未来预期空间所迷惑。”（美国GMO公司报告）你看，这个乐观的信念，把过去式当成未来式，把已发生的当成未发生的，是不是有点悬乎？是不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