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媒介环境（也就是说我们的结缔组织）已经发生了转变。在历史上的一瞬间，我们已经从一个有两种不同媒介模式的世界——专业人员掌控的公共广播和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对话，转变成一个公共和私人媒介糅合在一起，专业和业余生产界限模糊，志愿公共参与从无到不可或缺的世界。当只有富裕人群中的精英群体才用得起数字网络时，就已经是一桩了不起的改变了，而如今这个转变更加了不起，遍布全球的数十亿人正在相互连接。

对于我们这些而立之年的人来说，要去做这种想象需要极大的努力，因为它与我们成长时接触到的那一套实在太不一样了。在我执教的纽约大学，我需要通过学生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通过他们的耳朵去听这个世界，阅读他们所写，观察他们所做。这一切给予我一种以25岁的视角去看世界的意义，而且这个世界看起来与我生长的那个世界大不相同（并且大多数时候要更好）。但是，要展现真正彻底改变世界的潜力，也许通过孩子们的眼睛会更好。

有一次，我和一群朋友吃饭时，聊到了我们的孩子，其中一位朋友讲述了和他4岁的女儿一起看DVD的故事。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后面去。我的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后面，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

这就是一个4岁的孩子所知道的：没有鼠标的屏幕就像缺了点什么。他们同时还知道：以你为对象的媒体如果没有将你包含进去，那么就不值得在它面前待太久。这些事情都让我相信，我们如今在少许的例子里所看到的那些参与，将来会遍地开花，并且成为预测文化会如何起作用的支柱。4岁的孩子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他们却对其文化的前身知之甚少，因此，他们不必在后来的人生中浪费时间去删除童年看《盖里甘的岛》时所学到的经验，他们只会假设媒介同时并排包含了消费、生产和分享这几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每一个人都是开放的。不然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后来，当我在解释我们可以从这个重新连接的世界中想象出什么的时候，我把那个小女孩的答案当成了座右铭：我们在寻找鼠标。我们四处寻找那些读者、观众、患者或者市民，他们有的被锁在创造和分享之外，有的享受着消极的或被禁锢的经验，我们发出叩问：如果能开凿出一点点认知盈余，加以利用，我们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我敢打赌答案是肯定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给彼此参与的机会，对彼此的尝试做出奖励的话，答案将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