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在哪里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是从1972年深秋到1974年的夏末，也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经历了理查德·尼克松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连任的辉煌，以及1974年8月被弹劾的黯然神伤。

1972年，我欣然开始参议员立法助理的生活，负责起草修正案，撰写演讲稿，有时在参议院的会议大厅里我就坐在老板莫斯的旁边。当时我只有26岁，有一个地下停车位。每天，我会高高兴兴地开着自己的二手奔驰车上班，这辆车原本属于世界银行的一位埃及官员。那时，我的日子光辉灿烂。

但麻烦随后而至。首先是韦恩·欧文斯辞去了工作，不再担任参议员莫斯的高级助手，返回犹他州参与国会议员的角逐。韦恩·欧文斯对我有知遇之恩，是他将我带入这一行并提拔我为立法助理的。他的继任者，也就是参议员莫斯的新行政助理，是韦恩的政治对手。这个人不露声色，心里暗自揣度着自己未来的选举计划。

面对新的工作秩序，我错误连连，至少暂时破坏了参议员莫斯曾对我的美好印象。

盟友法则

没有谁的晋升是平步青云那么简单，一路走来，必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只是大家在简历上看不到。第一个错误不是因为大脑短路，而是由于心生杂念。1972年9月，参议员莫斯派我前往犹他州为当地民主党做一些选举前的基础工作，包括更新选民名单，可我做不到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因为韦恩向一位在职的共和党人发起了勇敢的挑战，我无法抵制这场挑战对我的诱惑，把自己的大部分心思都放在了上面。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冲突，也为了避免带来任何麻烦，我给远在华盛顿的参议员莫斯打电话，请求他“辞掉我”。我自认为是忠诚的表现，目的在于避免参议员莫斯被人指责存在不当行为。因为他给了很多机会，最近还刚刚给我升职。但现在回头来看，我当时的行为在他看来是种显而易见的背叛。

第二个错误就是，对新任行政助理的政治野心未表现出适当的热情。有一天，他邀请我共进午餐，其间他提到自己计划筹集大笔资金用于电视广告，并以此进行竞选（这种竞选策略在后来变得相当普遍），他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但原本可以不用那么吹毛求疵的，当时的确显得很失礼。

我没有表露忠诚，反而让彼此的分歧暴露无遗。我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报复紧随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