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孩子，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公主的情形：压抑的欲望，渴望的喘息，像猫儿一样与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厮磨。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汤姆·西摩尔。不到一年后，他因叛国罪被绞死在绞架上，而伊丽莎白也再三否认自己与他有超乎熟识之外的关系。 

“这个我记得！”我从我们搭乘的泰晤士驳船的栏杆边转过头，兴奋地对着父亲大喊，“父亲！这个我记得！我记得这些延伸到河边的花园，还有那些大房子，还有你让我送书给那位贵族的那一天，那位英国贵族，然后我看到他和公主在花园里。”

他为我挤出一个微笑，尽管他的脸仍带着漫长旅途后的疲惫。“真的吗，孩子？”他轻声问道，“那真是让我们开心的一个夏天。她说过……”说到这里他顿住了。我们从不提起母亲的名字，即使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起初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以防那些杀死她的人循迹而来；但现在我们除了逃避宗教法庭之外，也是为了逃避哀伤——那些挥之不去的哀伤。

“我们要在这儿住下吗？”我满怀希望地问着，一边打量那些美丽的湖边宫殿和平坦的草坪。几年的流离之后我渴望有一个崭新的家。

“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轻轻地说道，“我们会开一家小店，汉娜，一家很小的店。我们得重新开始生活。等我们安顿下来以后，你就能脱下这些男孩子的衣服，重新穿得像个女孩子，然后和你的小丹尼尔·卡朋特结婚。”

“我们不用再逃跑了吗？”我轻声地问。

我父亲迟疑了一下。我们逃避宗教法庭追捕的时间已经那么久，几乎对到达安全的港湾不抱期待。我们在母亲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获罪的那个晚上就开始逃跑。他们说她是假的基督徒，是个“玛拉诺”Marrano，中世纪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实际的信仰仍然是犹太教。教廷认定了她的罪，而我们早在她离开民事法庭、被送往火刑柱之前很久就已逃亡。我们离她而去，就像两个背信弃义的犹大，拼命想保住自己的皮囊，尽管我父亲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眼中还含着泪水——说我们肯定救不了她。如果我们那时留在阿拉贡，他们就会来追捕我们，然后我们三个都会死掉，现在却有两个人活了下来。每当我恨恨地说没有了她活着倒不如死去的时候，他就会缓慢而哀伤地告诉我，生命是最最珍贵的东西，有一天我会明白，为了救我的命，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