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索托的著作《资本的秘密》问世以来，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的革命为书中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他认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在于那些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怒不可遏，奋起反抗腐败政权，这些政权从事寻租活动坐享其成，以实现资本积累。下面这个例子就极其典型。2010年12月，在突尼斯南部城镇西迪布吉德，26岁的青年莱德·莫哈默德·布阿兹兹在政府办公楼前自焚身亡。12就在他死前一小时，一名警察跟随两名市政官员没收了他的两箱梨、一箱香蕉、三箱苹果和价值179美元的二手电子秤。这杆秤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对自家的房子没有合法所有权，否则可以以此作为生意的抵押。他全靠给官员“好处费”才能在公共用地上占用约1.7平方米摆个水果摊，做点儿小生意维生。他们的强制执法、暴力收费，使得莫哈默德·布阿兹兹赔了生意，也搭上了性命。这位年轻人的自焚引发了革命，但是这场革命是否真能战果辉煌，我们还需拭目以待，因为这要取决于突尼斯、埃及这样的国家能否进行宪法改革，是否真的能从攫取型的社会制度转向包容型制度，是否真的能从寻租精英阶层的专制权力统治转向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

如果索托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实16世纪后西方社会在制度方面，特别是法治方面的成就的确值得称许。17世纪英国人为争取更多议会权力而发起战争，其核心就是为保护个人利益，使其不再受王权专断的横征暴敛。当然，在专家学者看来，所有这些观点有着老套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之嫌，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一度极力反对的。我所援引的作者中，没有谁会采取天真的决定论观点来看待历史进程。与其说是技术的必然，不如说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化叙事，其中偶然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并非上天注定要作为（《自1066谈开去》一书所称的）“顶级国家”而存在。是17世纪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改变了历史的必然结果，这其中包括1692年、1694年、1696年、1704年、1708年、1722年的那些失败的叛乱，1715年的全面内战，以及1745年的苏格兰/爱尔兰詹姆斯党起义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