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代间存在大量的契约转移关系，但我们却发现，现今各国的财政政策却是在破坏这种和谐的合伙关系，这令人震惊，甚至也许是史无前例。

成熟的民主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恢复这种代与代之间社会契约的和谐关系，但我也深深意识到此举任重而道远。还有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根本不去考虑自己长远的经济利益。一些恐怕最终甚至会危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却可以轻松赢得他们的选票支持，保持公务员养老金固定收益不变就是一例。如果美国年轻人能在这方面辨明是非，那估计就都会成为保罗·瑞恩的积极支持者了。 第二大问题是政客们想要缩减开支，但是如今西方民主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有削减开支的提议提出，就会受到来自享受公共部门薪资的人群和享受政府福利的群体中的一方甚至是双方有组织的大力阻挠。

是否能从宪法方面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有个简单的解决之道，而且这也已被美国的很多州以及德国所采纳，即平衡预算修正案，以便降低立法者在减少赤字开支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仿的就是让中央银行独立决策，以降低立法者在货币政策上的裁量余地。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金融危机的出现极大地鼓励了以政府赤字为工具，以便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发展，更别提将赤字财政用于公共投资基础建设的诸多案例了。2011年，紧随德国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纷纷在寻求解决之道，决心限制结构性赤字，以期在必要时为操控周期性赤字留下空间和可能。但限制赤字的“财政协定”随即带来了新的问题，目前仅有两个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赤字低于GDP的0.5%这一授权上限，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结构性赤字则至少高出了4倍，而且以往，经验表明，政府若是过于着力降低其结构性赤字，结果则会危及其统治。

当前大多选民支持这种隔代的不平等政策，这也许在所难免，特别是年长的选民会比年轻选民更多地参与到投票中来。但是，如果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大笔增加开支，其最终结果不仅对年轻人不公，而且会使所有人经济受损，这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已然开始波及当下社会，这又该如何是好呢？美国马里兰大学卡门· 莱因哈特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斯· 罗格夫曾提出，当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已然超过GDP的90%时，很难想象其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影响。25也许正是因为担心财政悬崖正日益快速临近，才使得美国经济在2012年尚未出现“超速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