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上楼去，老贾两眼放光。王宏伟心算一遍，已经知道这些钱可以租两天摄像机。一天给客户拍资料，一天拍我们自己的东西。事情来得太突然，谁也不知道拍什么，最后决定到广场拍点东西，拍到什么算什么，拍了再说。三个人分好工，贾樟柯当导演，王宏伟当制片，我当副导演。这基本确定了我们以后在小组中的分工。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我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我们忙，便一起去拍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天安门广场拍摄我们电影生涯的第一个镜头，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这是心灵的选择。为客户干完活后，1994年5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拍摄时间历时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受到许多器材上的限制，从学校租的M3是一种在八十年代已被国外电视台淘汰的摄像机，摄录过程中没有一条声道留下完好的声音。制作后期时老贾干脆把同期声全拿掉，把整个影片铺了一层《瑜伽功》的音乐。最后，我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北京》。

“影片完成之后，我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王宏伟和我像起初一样又一次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学院学生对电影认识只是故事片（movie），而不是电影（film）。贾樟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找了一台录像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