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困境

相较于战乱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好时代。从整体上来说，社会也是愈来愈丰富、开放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迎来了一个最关键性的变化，即民众在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而这些现代观念也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几个月前，我在德国柏林主持一个“为何我们不能互相理解”的圆桌会议，在与会中西方嘉宾为“中国为何不接受西方人权观念”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们：“各位女士、先生，请回到现实中来，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不接受西方人的人权观念，而在于中国不接受中国人的人权观念。” 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是个复数。同样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关于人权的想法也并不一样。

不是吗？尤其是经过百年来的冲撞、反思和演进之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整体上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私有财产等等，无论来自西方世界，还是来自东方传统，抑或只是来自人心的自觉，当代中国人都已见贤思齐、克绍箕裘、策驽砺钝，使之成为时代精神了。若非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敢于公开批评政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权的案例和钉子户？只是因为他们是刁民吗？

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曾在中国留学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在微博上做出了很有意思的回复：“我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人权观念感兴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中国青年，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就有很强烈对自由和人权的愿望。民主墙运动是个例子，还有1980年的基层选举。对我来说，人权观念是从中国来的。”

另一方面，随着公民社会与自由网络的成长、阶层的板结、贫富分化的加剧，也包括前文提到的观念变化，现在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从方向上看，这种冲突既发生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拆迁户被逼自焚，有的记者被跨省追捕，有的小贩被追打，有的城管被围殴，有的警车被掀翻，有的县长被扒衣……互联网上，人人举起了话筒，同时又掖进了耳塞。过去听太多了，现在只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