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从总体上看，精英仍是迷惘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精英本可以是非常幸运的一群，现有体制已积累足够多的恶例，他们只要稍微做点事（比如在任内废除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建立民心所向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便足以让他们因此建功立业，留下不朽的名声。遗憾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无雨点亦无雷声，许多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并没有珍惜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至于社会精英，他们当中不乏有心推动社会建设甚至政治变革者，但又不得不在现实的羁绊下踌躇不前——就像河南企业家曹天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当他宣布竞选郑州市长，得到的教训是他的企业很快被当地税务部门罚税三四千万。

自由与责任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如阿诺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与受的双重进程中，人类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哭”，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