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家鑫案，再后来的事情变得近乎滑稽。2002年2月8日，原先口口声声不要药家“带血的钱，侮辱农民的钱”的张妙家人与张显开始向药家讨要放弃的20万元钱，而药家因时过境迁而拒绝再付，为此双方代理人大打出手，直到再次对簿公堂。

此时，一年前要求正义的人们都散了。这一切，就像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谈到的，“集体情感曲线一开始时是比较缓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下来则几乎是直线下降”。

这是一场全输的游戏。张家没有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赔偿，心有不甘。曾经“向全体网民谢罪”的药家永远失去了儿子，余生尽是伤痛。媒体陷入是否有媒介审判的道义之争。法院一次次被怀疑是否坚持了程序正义。而我也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责。我自责当时没有尽力表达自己的主张，抨击不择手段的人；我自责在无休无止的谩骂中我终于拂袖而去；我自责在弘扬理性与呵护良心之间我进退失据。然而我也知道，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自己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至于这个被仇恨浸泡得千疮百孔的社会，只是多看了一幕“正义的戏剧”。在戏剧终于落幕之时，这个社会更安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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