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想重新编写这些凌乱的片段，但懒惰最终占了上风。而社会批评的声誉从来不佳，它往往只是时事的附庸，容纳不下更广阔的情感与思想抱负。

不过，现代人都是头脑懒惰之辈，他们掌握的物质与信息越多，越难保有独立的思维空间。这些即兴的评论，倒可能成为主要的智力消遣。

书中的文章陆续写于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二年间，它的主要驱动力是愤怒，你眼见着黑白的颠倒、美丑的不分，陈旧的谎言被包装成崭新的学说，整个社会似乎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愤怒可能充满快感，却代价不菲，它容易遮蔽你的感受力，令你陷入姿态的窠臼，进而滋生出狂妄。批评权力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但如果你的眼中只有权力与压迫，则未免偏颇。谴责时代的空洞、大众的盲从、试图建立某种文化标准固然没错，但变成一个僵化的启蒙精英同样危险，是莱昂内尔·特里林说的吧：“我们天性中的某种悖论引导着我们，一旦我们使我们的同胞成为我们启蒙关注的目标，接着我们就会使他们成为我们怜悯的目标，然后成为我们智慧的目标，直到成为我们强迫的目标。”倘若对照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如何保持平衡？我也不知答案。不过，对我而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是，它必须有赖于一种丰盛的个人主义的生长。现代世界的悲剧，常与个性的集体消失有关。因为欠缺内在的自我，人们倾向于服从，他们可能被意识形态、魅力人物所操纵，也可能变成光鲜的广告语的俘虏。他们还特别着迷于数量，因为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改变怎样发生？我悲叹的不是大众的平庸（他们常常如此），而是精英阶层的普遍堕落。很少人愿意站在越来越狭窄的中间地带，批评僵化的权力——不管它以何种面目出现，同时还保持充分的自省——思考“我”自身的局限性。精英们不仅不准备领导这个时代，还成为最热衷的跟随者，生怕被大众的狂欢所抛弃。

很有可能，我正是自己批评的典型对象，这些常常失衡的文字就是一种明证。在其中，我在铿锵的批判与感伤的无力之间，不断摇摆。所幸，这些文字都标明了写作日期，你大可自行判断，我变得更成熟，还是更褊狭了。

感谢理想国团队，他们耐心地把这些散乱的文章串联成书。我们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判断不同，希望他们是对的。

（201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