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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念头到诞生，《中国大趋势》也象征着一个新的中国故事的形成。“不如你来讲这个故事吧，我们会给你所有你要的支持。”奈斯比特喜欢回顾他和江泽民的会面。他甚至在这短暂的会面里寻找到一些共同点，他们年龄相仿，都是在农村长大的。这是典型的奈斯比特式思维，他寻找到表层的联系，忽略本质的不同。犹他州的甜菜农场与中国扬州的小农经济，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那是一九九六年，中国的导弹演习引起了整个亚洲的不安，台海危机来临。中国显示出的咄咄逼人的形象令世界不安。

中国需要一个很好的故事，这是奈斯比特的解决方案。“主席先生，台湾的故事很小，但他们把这个故事说得非常好，”他对江泽民建议说，“而中国的故事很大，但你们把这个故事讲得糟透了。”在奈斯比特的世界观下，政治危机变成了形象危机，形象危机又简化成一个公关问题，它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

江泽民邀请他来讲述这个故事。熟悉现代历史的人明白，好故事曾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亨利·卢斯在他的媒体王国上对蒋介石、宋美龄的描述，塑造了一个不屈服的抵抗故事，激发起美国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个故事没能抵挡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的故事——那个困在中国西北一角，却乐观、平等，渴望自由、民主的新政权。

新的中国故事是什么？会面令人愉快，奈斯比特还没准备好。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不了解中国，或许更重要的是，彼时的中国故事也仍扑朔迷离。它还没从天安门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新的困境即将到来，政府官员的贪腐，国有企业的亏损，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的摩擦，跟美国的紧张关系，都让中国的前途不明。尽管有高速的增长，人们相信中国现有政治结构存在无可回避的缺陷，它既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也不能支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还会带来国际上的冲突。比起奈斯比特的乐观情绪，人们更倾向于一种悲观论调。从一九九七年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到二〇〇一年的《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正反映了这种情绪。

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日渐强大，这个灰暗的故事逐渐被遗忘了。到了二〇〇四年，一个新的中国故事日渐形成。一个大胆的青年人毫不迟疑为它赋予了闪亮的标签——“北京共识”，它既表明了九十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也暗示世界力量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