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系统问题”，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进行这样的理论性评价。充满义愤的道德谴责，似乎没有触碰到问题的实质；政府暴风骤雨式的解决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补牢，而且你在补住了这个缺口的同时，却可能对另一个缺口视而不见，直到再有羊从那里逃出来；至于公众，则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左右，他们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问题解决的唯一可能是被媒体大规模报道，所以中央电视台门口总是站着上访的人群，他们胸前或脚下陈列着自己的冤情，面无表情、徒劳地等待着被关注；而商业机构，它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它们没准备给这个社会带来某种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谓最成功的、最聪明的，乃知道如何利用现有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推销自己的产品。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它的新面貌。它成功地将公众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占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们变成一个个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赞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两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吗？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而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为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的物质欲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积累；而商业机构一方面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战与平衡力量，他们经常将公共资源转化成私人利润，覆盖在淮海路边的电子屏幕，城市楼房中电梯里，甚至洗手间里的广告牌，这些空间不该属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转化成中国最成功商人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了……

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共处与建设的能力。于是，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力量平抚人们内心的剧痛，也没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借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但地下的幽灵终有一日将来报复你。事实上，我们不正遭遇到报复吗？在三鹿集团辉煌业绩的背后，原来是幼小的生命的代价。你只能暂时庆幸，他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种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经笼罩了所有人吗？在名为《中国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读到这样的话：“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点跌到1240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养的黄鳝……”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玩笑，但在这玩笑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倘若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二〇〇八年的中国，这则短信不容错过，它或许比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更能展现这个国家的内在情绪。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