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画面里，我看到了奇异秀丽的三峡风景，和一边不断坍塌的旧县城、另一边又不断重建的新县城，交织在一起。我一直在猜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该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前往采访谣言的《重庆晚报》记者在朱衣镇的所见，“在许多山坡上可以看见高高的塔吊，山谷中有挖好的深洞以待浇筑高架桥墩”。对于曾经偏僻的县城，它们都是陌生而不可控制的闯入者。而此刻，像中国很多乡镇、村庄一样，朱衣镇上大部分青壮年已外出打工，家中留下的多是老年人和上学的孩童，他们正是最难以抵挡意外灾难的群体。

我无法描绘这则出现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中旬的新闻给我带来的奇特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书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国，也是从修建桥梁开始。一开始，人们相信为了确保打桩的稳定，一位石匠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的底部，打入河中，吸走了受害人的精气，他们称之为“叫魂”。这个谣言随即演变成另一种形式，一些云游僧人偷剪陌生人的辫子，以药迷人。不到三个月时间，恐慌已从浙江的德清县扩散到长江上游的汉阳府，它们相距千里之遥。那是乾隆晚期，经过康熙、雍正及乾隆漫长而稳定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之一。根据孔飞力的精彩分析，这则最终演变成全国性事件的谣言，是宫廷与民间都存在的深深的不安全感的反映。皇帝将之视作一场政治事件，借此清理越来越难于应对的官僚体系的惯性，而对于公众来说，则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生存焦虑和不安全感。中国的人口从一七〇〇年的一亿五千万，到一七九四年增加到了三亿一千三百万，资源变得过度匮乏，同时商业的繁荣正使得地区间的差异加剧，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很多时刻，谣言是这种无助情况下的缓解方式，人们需要一些虚构的对象，来将那种内心一直不安的原因归罪给它。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实验场。这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物质财富，还因为我们看到仅仅一代人的工夫，我们压缩式地度过了数百年的历史。人们经常是一觉醒来，就发现那个熟悉的世界坍塌了。个人在这种巨大的、突如其来的、不可抗的、经常是杂乱无章的历史变迁中，显得格外无力。就在我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北京地区正在流行着“病猪肉”谣言，它轻易地勾起过去几年中人们一直不间断的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与对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官僚系统的不信任，奇妙地糅合在

一起……可以想象，不管政府多么有力地表明立场，这种谣言在未来仍会层出不穷。它不仅是因为通讯手段的发达，更是因为社会心理的失衡，公共的信用系统已崩溃，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和朱衣镇的那些家长拥有着同样的不安全感。有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仿佛一个人，虽有着庞大的四肢，却头脑空洞，内心焦虑不安。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