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闲谈。那间办公室气氛沉闷，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地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属于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类型，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一座大禹的铜雕像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五月十六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但约略得知，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十八岁的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得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一的受伤者、志愿者……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