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色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的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能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中，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五月十九日下午两点三十八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时上演。

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间的空地上，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地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三分钟比我想象的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地看着这些人类的悲剧，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六千万美元，美国的五十万美元太少；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