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批的一批老干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4个月前坠机后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后上海黄浦江畔为他树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于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很清楚是“文革”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说明迫害陈毅的是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毛对老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这种转变对他们有好处。毛把政治看得高于经济，但他从未放弃改善国民经济的愿望。再说，尽管他具有从感情上操控中国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干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有力领导。毛泽东在1972年已经打算让有经验的老干部回来工作，让60年代末林彪主政时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他们大多数都无所作为——回到军营。不久之后的1972年3月，周恩来交给中组部一份有400多名需要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名单，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让他们回来。在1975和1978年，这些老干部在帮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的工作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1973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在林彪坠机后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问题上，周恩来继续争取毛泽东的同意，他尽量做出能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决定。而毛泽东的让步，以及他承认需要进行整顿，也使周恩来得以更有力地去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他致力于处理好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恢复经济秩序，阻止激进派在农村中的极端做法，扩大与西方的外交接触。他甚至能够让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推动理论研究的规划。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1975年推行的范围更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1973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1976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年12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对他是有意见的。

无论人们对周恩来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处理当时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上，没有任何人具备周恩来那样的高超技巧。1971年7月9日，即林彪坠机两个月以前，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0月20日至26日，坠机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为次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