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特别敏感。“文革”期间，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泽东选集》、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材，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那里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没有机会读小说和故事。

但是，毛泽东在1975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得到毛的允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艺工作，邓小平当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在向邓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几天以前，毛泽东让秘书交给政治局一封信，宣布要释放周扬——他在“文革”以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沙皇。毛说：“久关不是办法。”周扬的妻子于7月12日得到了丈夫获释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扬牵连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释放。几天以后毛泽东对江青说，他希望看到文艺工作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对作家要宽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问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做工作。

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领导、指导思想文化的重要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因此难怪周扬的获释继续成为双方冲突的根源。毛泽东在7月27日宣布，周扬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没那么严重。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话四处传达。可是“四人帮”仍然想方设法阻止完全恢复周扬的工资和职务。在这场拉锯战中，江青还阻挠周扬得到参加国庆庆典的特别邀请。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气愤地表达了不满。

另外一些小冲突因电影而起。胡乔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帮”在压制一部对工人和某些老干部——特别是令江青讨厌的余秋里——进行歌颂的电影。胡乔木于是授意电影剧本的作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电影的发行。他还为作者出谋划策，让他写信时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据，不要偏激，以便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应该得到公演。剧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来创作这部电影的，电影表现了工人做出的贡献，工人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