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几个最大胆的演讲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