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标准都包含在后面的内容当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中。例如，“正念”涵盖了我们作出良好的个人决策所需的细节，以及我们作为整体达成共识所需采取的思维方式。

其他研究者也制定了类似的标准清单。作为整个领域发展的基础的第一个标准，是约翰·霍兰德在 1994年的演讲《化繁为简》中提出的。除了媒介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之外，霍兰德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还需要：

聚集：个体媒介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流动：群体内的媒介之间必须传递一些东西，可以是信息，也可以是更物质的东西。

多样性：并非是必要条件，但往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条件。个体媒介还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能力：

它们应该能够识别其他个体并能够作出回应。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应该能够预测一个特定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如果是细菌，那么这种“预测”可能只是一种相当于“如果顺着这个化学梯度一直向上游，我就可以寻找到食物”的本能；如果是鱼群中的一条鱼，这种“预测”则可能相当于“靠边游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的概念，因为这可能会使自己与相邻的鱼发生碰撞。

它们应该像拥有内在的图像（要么通过学习获得，要么通过硬性连接获得）一样行动，将它们的感官经验同以往的经验联系起来，当相关经验发生时，用来引导它们的行为。动物行为专家大卫·桑普特（David Sumpter）提出了一份与社会性动物的共识行为尤为相关的、略有不同的清单。桑普特的标准如下：

个体可变性：群体中的所有动物都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回应，这有时是一种优势，但也可能会导致灾难。例如，如果蜂群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收集同一种食物，那么群体的营养需求（范畴）可能无法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