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他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3]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做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阴《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上句是由于爱，下句是由于贪，真是不把种种“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碍打消，决寻不出鞭辟入里公平至当的批判。批评自己的民族，犹之批评自己本身。近来有见识的人也晓得说说，如果真是一个革命者，就能对自己作公开的批评，这话是不错的。自己的检查，比别人的检查更为便当。责备自己，应该比别人的责备更为深刻。然而事实上往往不然。遇着老于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于用责备自己的口头话来做辩护自己的手段。浅之如张作霖骂张学良，说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骂中国CPCY幼稚，都是假责备来为自己辩护的。日本人批评日本，说到自己短处，晓得回护不来的，也每每犯这种毛病。然而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我们应该原谅他的。白香山的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4]批评自己的民族，仿佛有这个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说：

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做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