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站在产业升级的面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产业升级的某些条件。比如讲，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30年前吃不饱的农民，而多半是“80后”的一代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更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一点法律，有追求平等的意愿，知道自己维权。在技术上也更有条件掌握新工艺。中国的工程师、设计师也今非昔比。30年的和平环境有条件钻研技术，搞发明创造。我们的制造业早已不同于30年前的状态。过去稍微复杂一点的装备都靠进口，现在不但不进口，装备产品也在出口，有许多技术已经站在世界水平的前列。如高速铁道、数控机床、航空安全、通信器材、桥梁隧道、复杂建筑，这些技术中国都名列前茅。

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应于一个有更多知识，更高技术，更自觉而且有组织性的工人队伍。他们必定会组织自己的工会，争取平等谈判的地位。这一情况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现在社会需要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适应工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新结构。工会也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有尊重别人利益的立场和态度。

提工资的过程必须是渐进的，一方面要帮助这个过程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急于求成。像富士康一次加薪60%恐怕不是普遍能够实现的。操之过急反而会坏事。特别要注意，光是在薪资上打主意是一个零和游戏。工人多得，投资方就少得。财富不会有净增长。财富增长要靠结构调整，靠创新，靠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涨工资是促进这个转变，为转变创造条件。涨工资本身并不能有财富的增长。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平均主义，大家认为那是公平，其实那是对创造财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没有效率，后来改为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们获得公平，这是好事。担心加工资丧失竞争力就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的一种偏向。更何况加工资对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够扩大消费，有助于平衡宏观的需求结构。现在宏观的总需求中消费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资过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