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50年代初曾在法伯诊所接受过治疗的孩子的母亲写道:“我对这所医院中所弥漫的欢乐气氛不断感到惊异,因为我发现所有我看到的孩子,几乎在几个月之内都会注定死掉。的确,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父母们满腹狐疑的眼神特别明亮,那是流出的或未流出的泪水。我发现,有些孩子健壮的外表,是由于某种抗白血病药物所致的身体肿胀之故。有些孩子身上带着伤疤,有些则在身体的不同部位都有可怕的膨肿,还有缺少肢臂的孩子、剃了光头的孩子,他们看上去脸色苍白,显然是刚做过手术的结果;孩子们瘸拐着走路,或坐着轮椅,不断地咳嗽,精神憔悴。”
的确,一个人在这里观察得越仔细,所感受到的现实打击就越尖锐、越刺痛。在这座通风良好的新大楼里,法伯身边有几十位助手忙碌穿梭,但他仍不免被这种无法逃避、挥之不去的现实所困扰。他陷在了自己的候诊室中,仍然在苦苦寻找下一种药品,能够让他的孩子们再勉强多维持几个月的生命。他的病人们,曾走过奇妙的汽暖阶梯,来到他的办公室;曾在音乐木马上腾跃旋转;曾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欢乐中……但到头来,他们都会无情地走向死亡,而夺去他们生命的仍然是与1947年同样的癌症。
但是对于法伯来说,生存期的延长却传递了一个相当不同的信息——他需要更进一步地拓展自己的成果,来发起对抗白血病的协同作战。他在1953年写道:“同其他形式的癌症相比,急性白血病对近些年来开发出来的新的化学药物有更显著的反应。使用这些药品:生命得以延长,症状得以减缓;孩子们可以重新拥有快乐的生活,甚至重归正常生活;这段时间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法伯需要一种方式来激发和支持寻找更加强大的抗白血病药物的努力。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但是,这对于他来说还不够快。他写道,在波士顿筹集的经费“已经缩减到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器,一个更大的平台,也许需要一个对癌症更大的愿景。他已经超越了“吉米造的房子”这一襁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