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语言是手语。

1933年7月1日午夜刚过，我便来到了世间，我是父母的长子。因此，在这个历史上决定性的一年的这个时间，我是一脚极不情愿地在上半年踏上小小一步，另一脚则深深地扎进下半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生日刚刚好跨在那一年的上下半年中间，这是我日后命运的一个暗示，一只脚总是被拖向听障的世界，我父亲和我母亲的那个静悄悄的世界，我的生命源自他们；另一脚却总希望大步迈入有声的大世界中去，为了逃入我自己的那片天地。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母亲，这两位听障者，在大萧条最萎顿的时期决心要一个孩子，这是何等的乐观啊。

我们住在康尼岛附近的布鲁克林。这里每到夏天的时候，清风吹拂，我们敞开厨房的窗户，影子在滚轴上缓缓爬升。我可以嗅到咸咸的海洋气息，夹杂着毫无遮挡的芥末味和烤热狗味（尽管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我们的公寓是位于三楼的四个房间，红砖建筑，外面是明亮的橙色安全出口。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附近散步时找到的，然后亲自同他们缺乏耐心的、听力健全的房东商量。尽管他们各自的父母都极力反对，觉得他们两个“失聪的残疾人”会“孤立无援”，“不能独立办好这件事”，肯定会被“欺诈”。他们刚刚从华盛顿结束了幸福、喜悦的蜜月，却正好赶上樱花兀自盛开的时节。花儿开得静悄悄又亮堂堂，我母亲觉得，这是他们两个失聪的人喜结连理的一个好兆头。

公寓3A是父亲作为已婚男人所知道的唯一的家。这里的四个房间是他居住的地方，是他爱他的聋妻的地方，是他抚养他的两个听力正常的儿子的地方。直到后来有一天，在他们到那里四十四年之后，他被一辆救护车装走，再也没有回来。

一天，父亲的双手为我解释他是如何失聪的，各种充满了悲伤痛苦、遗憾与惋惜。这个故事还是他后来从他的妹妹萝丝那里拼接而成的，这是萝丝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他必须从自己听力健全的妹妹那里才能知道自己失聪的细节，这是他永远愤怒的根源。）

父亲告诉我，他出生于1902年，本来是一个听力正常的小孩，但是早年不幸患上脊膜炎。他的父母，大卫和瑞贝卡，刚刚从俄罗斯移居到美国，住在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里。他们原以为自己的孩子会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