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中国哲学的立场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相反，中国哲学倾向于设想主体或个体间的相待相依，对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重叠的讨论甚多。这一点提醒我们，仅仅从自私自利或屈己为他的角度想问题都是矫揉不实的。这一点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中国哲学并不缺乏个体成就的观念。不过，个体的成就、创新、智谋与其错误与缺点一样，都只能从个人在制约环境中的位置出发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环境优先于个体，因为个体可以变换其环境。这样，个体并不先于整体，反之亦然。

和　谐

对于早期中国思想家来说，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头等大事。中国哲学首度勃兴的“百家争鸣”时代就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持续五百年之久。思想家殚精竭虑，劳心探究何种制度、方法或途径可以确保稳定与和平。按照儒家的理想社会观，良好的关系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从家、国关系看，家是小宇宙，国是大宇宙，后者包含良性的人际关系，导人向善的制度，其治理者则是仁君圣王。墨家不赞同儒家之说。他们担心，儒家注重私密关系，这将诱发结党营私而非利他主义。墨家认为，从国的立场看，有必要培育兼爱，即人人关心他人。儒家的路子提倡培育特殊关系，它实际上滋生了对特定群体的忠诚。在墨家看来，其后果显然是家、国之间的战争。墨家确信，实现和谐的途径在于法制化。他们相信，有法很重要，有法才能确保人们有同等的待遇。换言之，法是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建制。在这些方面，法家赞同墨家对法的看法，但他们对法之目的、实施的理解却大不相同。墨家试图通过“法”实现利他主义，法家则把法视为控制百姓的工具。法最终服务于巩固统治者的权力。辩者同样重视统一，这种关注是从早期墨家那里而来的。辩者的宗旨，在于通过解决分歧来确保学说与信念的统一。他们相信，争论的根源在于概念及其运用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一旦澄清词语和词语所指对象之间的关联，争论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