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准则与刑法

关于“法”这一概念在法家那里的用法，必须澄清两点内容。首先，“法”在各家的讨论中常常指“准则”或“标准”。我们已经在墨子哲学中看到这一点。墨子讨论工匠的准则，并进而把它们应用于兼爱（即，每个人无偏私地对待他人）等行为典范。我们甚至发现《论语》也提到准则：孔子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第四章）。韩非也使用这一广义上的法，即法之为准则；像墨子一样，韩非也将准则的应用从日常生活扩展到人的行为：司南、规矩、权衡、绳墨及人之行为的对错（《韩非子·有度》）。在《有度》这一篇文字中，韩非交替使用“法”的两种用法：广义上的法，即作为度量之方的法；狭义上的法，即法家所讲的作为刑法的法。法律是评判对错的制度：“以法治国，刑过赏善而已。”【To govern the state by law is to praise the right and blame the wrong.（Han Fei Zi，Chapter 6，‘Having Regulations’，trans. Liao 1939，vol.1：45）】我们频频看到法之为准则与法之为刑法在法家文献中的交替使用。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在讨论刑法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刑法典的观念及刑法典的应用。【史华慈讨论了促发法的产生的早期文献资料。（‘Anticipations of Legalism’ 1985：323ff.）】商鞅是秦孝公（公元前381-前338年）的大臣，据记载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帮助秦国从一个落后的小国发展为一个军事强国（Duyvendak 1928：1-40）。据说他还热衷于研究刑法（Duyvendak 1928：8）。一些文献提到，早在公元前513年，晋国就开始使用刑罚。【《左传》记载，公元前513年，孔子对刑法典与刑罚的制度化表示忧心。（James Legge，trans.［1893-5］vol.5：Tso Chuan Chu*瞫u，53，6b**7a：732）--译者按：《左传》载，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铸刑鼎，孔子讥之，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论语》曾议论过管仲（《八佾》第二十二章，《宪问》第九、十六、十七章）。后来其他法家继续发展了管仲所倡导的一些措施，其中包括推进中央集权，建立官吏体制，强制实施统一的法令以管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Schwartz 1985：324-325.】也有关于严酷而恐怖的刑法的记载，包括像刖（去足）、劓（去鼻）、黥（身上刻字标记）、阉（去势）之类的肉刑（Bodde 1963：379）。汉字“刑”从“刀”，也表示刑法制度，但它的使用要早于法家狭义上的“法”（Schwartz 1985：323）。

商鞅论法，主张法要严，小过而重罚，强调如此一来轻罪与重罪都可以防止，从而确保君主对民众的控制：

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靳令》）

 In applying punishments，light offences should be punished heavily；if light offences do not appear，heavy offences will not come. This is said to be abolishing penalties by means of penalties，and if penalties are abolished，affairs will succeed.（Book of Lord Shang，Chapter 3，para. 13；trans. Duyvendak 1928：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