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英、法等帝国主义以中国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英、法、美、意、德、俄、日本以及奥匈帝国等八国派兵进攻中国，八国联军强行攻占了北京。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同时，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也都有新闻摄影记者随军前来北京拍摄新闻影片。日本吉泽商店派遣柴田常吉和深谷驹吉来中国拍摄了 16本材料，以《庚子事变》的片名在日本公演。法国梅里爱（George Melies）的影片目录中有《中国对联军的战争》和《中国的各国代表会议》，以及《中国事件》。

次年，日本横田商社又输入法国百代公司的《庚子事变》，制成《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上映。美国纽约的缪托斯柯甫和比沃格拉夫公司的摄影师阿曼（Arckerman）拍摄了美国第六骑兵队袭击北京南门情况的影片《中国北京南城门的战斗》。还有英国杰姆斯·威廉逊（James Williamson）在 1900年摄制的《中国教会被袭记》，乔治·萨杜尔在他著的《电影通史》第二卷和《电影艺术史》中关于这部影片的拍摄介绍中说，除用一些新闻素材外，那是作者在自己的花园洋房前，由他一家人担任演员拍摄的。这种排演伪造的新闻片，并不是“新闻片”，是“从当前的时事取材，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加以渲染”。 ①

① ［法］乔治·萨杜尔：《电影艺术史》，第 3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

这种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反诬为中国“暴民”袭击了外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充分显示了他们敌视中国的立场而歪曲捏造事实。

1904年发生在中国满洲旅顺口的日俄战争中，亦有许多摄影记者前往，有日本的吉泽商店、横田商社、广物目和博文馆派遣的摄影师，有美国比沃格拉夫公司的麦克·寇松（Mike Curzon）。摄制出的影片有法国吕西恩·农居埃导演的影片《日俄战争》，约瑟夫·罗森塔尔（Joseph Rosenthal）为伦敦的查尔斯·乌班（Charles Urban）拍摄的《旅顺口的陷落》，日本吉水和藤原拍摄的《旅顺口》。中国的伟大文豪鲁迅先生青年时有一段经历：他在日本读书时，本在仙台医科学校习医，而当时正值日俄战争之后，他说是因了要医治精神麻木的中国人民才决心弃医从文。说到其原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写到在仙台医专课间休息时，常放映画片，“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周围，一样强壮的体格，而显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这时看到的“画片”，不知是新闻影片，抑或是幻灯放映出的新闻照片，但从时间和内容来推测，当为反映日俄战争的。即使是幻灯片的话，尚且能发挥改变一个人的志愿的如此巨大的作用，则也可以作为影片有更大的精神力量的佐证。这说明电影是可以起很大作用于观众的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