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他悄声说：“我不相信上帝，从今以后，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只相信你和孩子，我不想死。”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助所产生的痛苦。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父亲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几年后他逝世。他使我走上这条研究探索之路，他的绝望强化了我的研究决心。

在我父亲中风后的一年里，我念大学的姐姐常带回一些大学生的读物给早熟的我阅读，在她的鼓励下，我初次接触到弗洛伊德。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读他的《梦的解析》，当我读到他说人常常梦到牙齿掉落时，我感到一阵熟悉，我也做过这种梦!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到牙齿掉下来代表着阉割及手淫的罪恶感，做梦的人害怕他的父亲用阉割的方式来惩罚他手淫的罪恶。我在想弗洛伊德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后来才知道弗洛伊德把青少年期常发生的牙齿梦和在青少年期很普遍的手淫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解释结合了令人迷惑的可能性以及吊人胃口的暗示。我当时就决定我以后要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路，提出像他那样的问题。

许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我发现普林斯顿的心理系没什么名气，而它的哲学系却是世界一流的。心灵的哲学和科学的哲学似乎是一体的，直到我拿到哲学的学士学位，我都深信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对的。但他的解答已经无法让我信服，而他的方法——只凭几个病例观察就作出宏大的假设，让我觉得很糟糕。我这时已经知道了，只有靠实验才能找出合乎科学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则应用在像“无助”这种情绪问题上也一样适用，只有找出因果关系才能学会如何去治疗。

一动不动的狗

1964年，我开始攻读实验心理学研究生。21岁的我，腋下挟着全新的学士学位证，兴冲冲地到宾州大学所罗门（Richard L‘Solomon）教授的实验室报到。我非常渴望跟所罗门教授做研究，他不但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习理论专家之一，同时也在研究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他想从严谨的动物实验着手来了解精神疾病的本质。所罗门的实验室在黑尔楼，全校最古老最破旧的一栋楼。当我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实验室门时，我差点以为它要掉下来了。我看见高高瘦瘦、头差不多全秃了的所罗门教授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在想某一件事情。实验室中的其他人都在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进来。

他最资深的研究生，一位非常友善、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欧佛米亚，立刻自告奋勇地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