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悲喜故事

有一家大型贸易公司，会计室一半的员工都被解雇了，其中包括娜拉和凯文。他们俩都很不开心，渐渐变得很抑郁。几个月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勇气去找新工作，也都尽量避免去做报税或其他任何与会计工作有关的事情。解雇这件事让他们很受伤。

两人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

娜拉仍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妻子，除了与会计有关的事情，她对其他事情依然兴致盎然。她找朋友诉说心事，为儿子张罗生日聚会，并亲手烤制生日蛋糕。她依然坚持每周去三次健身房，身体很健康。她偶尔去做做美容，整个人看起来比上班时更神采飞扬。

凯文就不一样了，他完全崩溃了。他不再和妻子去散步，妻子跟他说话时，他也经常好像没听见。儿子小学毕业了，学校邀请家长参加毕业典礼，但他实在害怕面对儿子同学们的家长，所以他没有去参加。儿子因此非常失望。他的妻子和儿子知道他不开心，所以常常想办法逗他乐，但现在连金·凯利的电影都不能让他笑一下。不久，他得了重感冒，休养了一个冬天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甚至放弃了坚持了10年的清晨慢跑。

去牛津大学演讲是一件令人胆寒的事，因为牛津的教授们太爱挑剔。1975年4月的一天，许多牛津教授来听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的演讲，演讲的人以前名不见经传，突然间名声鹊起。这个人当时在伦敦的莫兹利医学院（Maudsley Hospital’s Institute）精神科进修，应邀来到牛津谈他的研究。

当我在演讲台上整理我的演讲稿时，我紧张地看了一下底下的听众，注意到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生态学家廷伯根(Niko Tinbergen)坐在那里，从哈佛大学被聘请到牛津来担任特聘教授的著名儿童发展学家布鲁纳 (Jerome Bruner）也坐在那里，还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以及世界上最著名的“应用”社会科学家盖尔德（Michael Gelder)，还有著名的大脑和焦虑专家格雷（Jeffrey Gray）也坐在听众席上。这些都是我这个研究领域的大师，我感到好像是一个演员被推到台上去表演独白，而底下坐的都是大明星。

我开始讲我的习得性无助研究，我看到底下的教授们的反应还可以，有的对我的结论点头，有的对我的笑话微笑，这使我放心不少。但是在前排中间有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陌生人，他对我的笑话不笑，对我的好几个重要结论都摇头表示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