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左”年代，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土豪劣绅”或者“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间每次政治清洗运动，往往都伴随着党内整风运动，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坏右”，而后者则是“让党员干部在群众批斗中过关”。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自由和权利。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的特产。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进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激进主义者刚好构成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