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非常典型地反应在人们固守的一些策略上，它们在历史上虽然已经过时了，却仍然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活力和想象力。例如堡垒，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连同交付他们任务的军事首领不断地修建这种建筑，他们却看不到，无论战争的手段还是战争的动机或形式都早已使堡垒成为多余。加农炮的改进和它们具有摧毁力的射程使得人们围绕堡垒修建距离越来越远的外部防线，在安特卫普，人们以距离中心堡垒九英里为半径，修建了一圈防线。这种不断扩张的防御结构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所要保护的城市本身根本没有这样大，被保护的城市反而受到其防御设施的限制。此外，驻军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堡垒——由于兵力分散，当敌人决定放弃进攻堡垒而去攻击更加有意思一些的目标时，人们毫无抵挡之力。历史上也有记载，在明知兴建中心堡垒徒劳无用的时代，人们还是去建造它们。人们就是固执地抓住那些曾经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取得过成功的既有经验不放。

在权力与暴力的关联中，还有一个未被当事人注意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以暴力相威胁或施行暴力者所拥有的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用以下简单的事例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它：在一艘游轮上，躺椅的数量大概是乘客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总有足够数量的乘客有其他活动，躺椅足够乘客使用。但当有新的乘客上船时，情况就立即有了变化。人们开始想办法在自己不使用躺椅的情况下也霸占住它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合作，人们在不使用躺椅时，请求另一张躺椅的使用者帮他守住“自己的”座位。对于另一张躺椅的使用者而言，这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在他不使用躺椅时对方也会反过来帮他守住座位。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得利群体和一个（数量甚至更大的）吃亏群体。得利群体的人可以利用组织上的有利条件，它来源于共同利益和随之产生的合作关系。与有利条件相对立的是单个乘客，他们想坐躺椅而无力满足这个需求。单独的需求加起来并不会形成组织上的有利条件——尤其因为，没有座位的人没有比有座位的人更高明的合作模式。

通过一个简单的组织上的有利条件，权力产生了——它可以任意扩展，比如，看守座位的乘客又造就了第三群人，为了保持秩序，这些人可以在特定时段使用躺椅，虽然他们并不是躺椅的所有者。这个例子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些吃亏者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吃亏，是由于别人利用了组织上的有利条件，从中取得了权力。他们知道的，只是自己没有躺椅坐，他们感受到的，也许是愤怒，而正是情感阻止了他们去发现造成自己不利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将视线移回复活节岛，这个例子恰恰生动地说明了，问题被感知的方式对于人们的决定有多么重要。它还进一步表明，人们感知到的问题可以变成真实的矛盾，最后被迫以暴力解决。复活节岛的文明终结于一场可怕的战争，由砍伐森林导致的能源匮乏最终造成了剩余岛民的自相残杀。人们在岛上发现了带有牙痕的骨头，还有（为了取得骨髓）被敲碎的骨头。复活节岛末期的食人现象不仅有考古上的证据，也是复活节岛民口头流传的重要内容。生态的毁灭不仅造成了土壤的流失，也导致了文化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