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兹·斯通说得很对。在牛津时我就明白，社交是互联网上最新的新东西——这意味着我们的个人信息、位置、品味以及身份将在Twitter、LinkedIn、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网络上分享。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个新的社交平台、社交服务、社交应用、社交网页都在成为这个新社交媒体世界的一部分——从社交期刊到社交创业、社交商业、社交生产、社交学习、社交慈善、社交电子邮件、社交游戏、社交资本、社交电视、社交消费和“社交图谱”（据说能反映我们任何人的独特的社交网算法）。既然互联网已经开始成为二十一世纪生活的结缔组织，那么，未来——我们的，你们的，我的，以及这个无处不在的网络中任何其他人的未来——将是社交的；没错，你猜对了。

但是，当我站在伦敦那条熙熙攘攘的楼道里盯着早已逝去的杰里米·边沁时，事实上我完全感觉不到社交——特别是与这具十九世纪的尸体之间。由于急切地想要审视我们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我与他的“自我肖像”越靠越近，几乎快要碰到前面的玻璃罩了。但边沁的曝露心态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愿意让自己无休无止地被陌生人列队观瞻，人人都盯着他光溜溜的眼睛，穿过他的尸体想要一探他这个人的究竟。

我是在想从老边沁那儿获取智慧，一些可以点拨我看清人类状态的灵感。没错，“自我肖像”与真实的边沁之间的相似是真实的——他的朋友布鲁厄姆勋爵（LordBrougham）曾把此种相似描述为“完美得就像活着”。可是我越是死死地盯着他的尸体，我越是感觉不到他身上的人气。

从我成为近代史学生的那天开始，我就记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对这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轻蔑的评论。“边沁对于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作为边沁的法定被监护人和最伟大的助手最后也是最尖锐的边沁批评家，密尔嘲讽地写道，“全是经验之谈，并且是一个没多少经验可谈之人的经验主义。”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英国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把边沁看做是某种人类计算机，能够计算我们的食欲和恐惧，但在严格的经验之外却没有理解是什么让我们成其为人。“他从来不知道人性中有多少是沉睡的，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使“功利主义”一词得以普及的人这样描述他曾经的导师。密尔认为，边沁的问题就像是一个既缺乏想象又没有经验的人需要理解人类的状态：“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孩子。”

因此，如果这个还是孩子的边沁都不能教给我关于人性的知识，我奇怪，那么谁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