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的简单建筑概念不仅仅只是“改革”了监狱，它代表的是一个预言，一个由实实在在的铁路和电报线路网络所复杂连接起来的工业社会。机械时代的蒸汽火车、大规模工厂、工业城市、民族国家、电影摄影机以及大众市场报纸确实创造出了这个实体建筑，从而将人们变成了高效率的个人展览品——理论上，政府、雇主、媒体和民意总是可以观察到的展览品。在大众连通的工业时代，工厂、学校、监狱以及最具预示性的整个政治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个集体监视的透明技术基础之上的。过去两百年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大展览的时代。

然而，且不说有着奇怪的展览癖的边沁本人，事实上在那个工业时代没有谁想成为这个集体展览会上的单部影片。甚至可以说，想要独处的抗争就是工业时代的人类史。正如二十世纪之初，德国社会学家和保密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认识到的，“现代生活最根本的问题源于个人提出的保留在无法抵抗的社会力量面前生存、历史遗产、外部文化以及生活技术的自主及个体性的要求”。如此一来，大众社会的伟大批评家们——如十九世纪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以及二十世纪的乔治·奥威尔、弗朗茨·卡夫卡（FranzKafka）和米歇尔·福柯——都曾试图去保护个人自由免于遭受来自监察室那无所不知的目光。

“知名度，”福柯提出警告说，“是个陷阱。”因此，从密尔的《论自由》中形单影只的自由思想家到《城堡》和《审判》中的约瑟夫·K，再到《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在这个批评家的大众工业时代里，英雄就是那些试图保护其无名度、乐于享受隐蔽、能面对照相机转过身去，并且——用塞缪尔·华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的经典词语来形容的话——就是不想被大众工业时代的技术打扰想要独处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