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夜没见人，我感到事情不对劲，终于报警。警察做了笔录，说这种情况要满四十八小时才能立案和联系领事馆。小山失踪后的第二天中午，听说这事的秦拓过来看我，我说出让小山买药摸底的馊主意，毫无意外地挨了一顿训。

“你以为你们是侦探啊？杂志被收掉，你应该知道苗头不对了。现在那边的问题还没解决，你倒好，干脆害得别人失踪。”

我对秦拓的一连串诘问哑口无言，本想和他讨论何琴的明信片，这会儿也没了开口的心思。

四十八小时后，警察终于立案。既然事关“外籍人士”，我希望他们格外努力。

至少他们会根据我的叙述从“药”入手。抱着这样一丝微薄的希望，我把杂志社的女孩们召集起来，宣布解散。我说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短期内无法复刊，所以不耽搁大家的宝贵时间，该找工作的找工作，想休假的休假去吧。我没提小山的失踪，警察自然会一个个找她们问话。连续几天没睡好，我脑袋发胀，恨不得找个洞躲起来，可该做的事还得一件件做。

公司租的房子还有三个月到期，我决定先退掉。这是位于高层商住楼的两室一厅，办公室的大件是房东的，我们只买过电脑和杂物。我和房东谈完退租，又在五个女孩的帮助下把需要保留的东西装箱。两台打印机我留了一台，另一台带扫描功能的给了美编。原以为是一份不小的家当，实际理出来，也不过八个纸箱。我租的房子装不下，最后托一个相熟的摄影师把六只箱子暂时搁在他的工作室，另两只装有公章账本的放回我家。

做完这些，我请女孩们吃了散伙饭。她们这几天大概和警察照过面，乖巧地没问小山的事。少了小山的港剧桥段，一顿饭吃得前所未有的闷。这时已是小山失踪的第七天。公安局没有任何通知，我从秦拓那儿辗转得到的消息表明，失踪案既然扯上了毒品，难免微妙。

秦拓在电话里把警方的语气学给我听：此事不是不办，而是要特办。你们不要着急，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对这等冠冕的答案，我只有干瞪眼的份。我平生最不喜欢被动和等待，然而眼下很难主动做什么。

第十天，我拖着一只随身行李箱来到虹桥机场。对秦拓的说法是，我想回老家歇一阵。这算是事实的一半。我有种感觉，继续在上海待下去也没什么价值。已经赔了个小山，我何苦继续和那些来历不明的药贩子较劲。

当务之急是找到何琴。

她的手机仍是空号。我打电话问过几个老同学，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有人说她在去年春节回去过。那是二〇〇七年初，她写下明信片之前半年。老家说不定有什么线索，再说人衰志短，我想回去看看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