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我挂上电话时，妈妈眼巴巴地看着我。

“他会回电话的。”

“什么时候？”

“他一有空就回。”

我咬着手指的关节，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他看来没疯，但好像也不正常。

我想不出该做什么。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没有先例，也没人可咨询。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我凭直觉感到不妙的消息。妈妈不停地在问：“你怎么看？杰玛，你怎么看？”就好像小孩子在问无所不知的大人。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愉快地说上一句“来杯茶怎么样？”或者更糟糕的，“沏杯茶吧。”我认为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一向这么说，无论这场危机最终结果如何，都不可能让我变成一个喝茶的人。

我考虑过开车到爸爸公司去找他，但如果他真的处于一场提拉米苏口味的危机当中，我恐怕根本见不着他。

“可是他住哪儿呢？”妈妈突然忧心地说道，“我们的朋友都不会让他搬去住的。”

她说得不错。他们那个圈子的朋友，都是男人管钱包和车钥匙，女人在家里掌权。让谁来不让谁来，最终是女主人说了算，所以即使有哪个男人答应爸爸说他可以睡在他们空余的房间里，他的太太出于对妈妈的忠诚，也不会准许爸爸进门的。可是如果他不是去他的朋友家住，又会去哪里呢？

我无法想象他会待在一间发霉的房子里，守着一个小煤气炉和一只水烧开了都不会自动关火的锈铁壶。

但是，如果他真的一时发疯，他也不可能长久地离开妈妈，还有家庭的舒适。他可以一连打上三天高尔夫球，但当他需要干净的袜子时，他还得回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