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棚，我是级别最低的职员。该办公室由佛朗哥（Franco）负责。佛朗哥是一个体格魁梧、快乐和气的人，对下属要求很严但也非常公平。如果你工作努力，那么你一定会受到表扬；如果你解决了问题，那么你就会得到奖励。他是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一位非常棒的老板。而他的副手里卡多（Ricardo）则不同，他对下属的要求异常苛刻。如果让他发现了任何瑕疵，那么下属就会遭到严厉批评。

在艺术棚总部工作的22个月里，我遇到了很多颇具挑战性的难题，而这其中，最难应付的或许就是如何处理与里卡多的关系。每天下班前，我们都要把我们当天的作品放到桌子上，而里卡多会在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办公室，查看每个人的工作进度，并了解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检查之后，他会用蓝色小箭头在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上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前一天的作品，看看哪些地方被标注了小箭头。里卡多似乎可以通过标注蓝色小箭头而获得一种快感，但对艺术家来说，这却是让他们极感愤怒的事情。

为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们安装了一个镖靶，以供闲暇时娱乐之用。我们更改了游戏规则：将从标准的9英尺外投掷三支飞镖改为在18英尺外投掷一只飞镖，赌资为每人一美元。这就大大提高了比赛的刺激性，而彼此承受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在这方面，里卡多可以说是一个专家，投掷飞镖的准确性非常高。他喜欢把大家拉到一起参与这项比赛，并当着其他参赛者的面将你的钱拿走。在我最终将他打败时，我并没有再给他重赛的机会，而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忐忑不安。但他真的很欣赏我的工作，一年后，在他出任远东基地制图部门的负责人时，他特别要求由我来做他的副手，而这也让我走到了其他资历更深的艺术家的前面。

离开艺术棚之后，作为秘密的中情局技术官员，我在冲绳、曼谷以及其他偏远地区工作了七年，时间是从1967年到1974。在此期间，我仍担任艺术家及验证官，但也开始涉及其他一些业务，比如说执行伪装和撤离任务，帮助营救“铁幕”背后的叛逃者和避难者。之所以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帮助开创的一个新的“通才”项目，即对技术官员进行跨部门培训，让他们掌握伪装、文件以及其他在特定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技能。这一项目不仅让我们这些技术官员获得了新的技能组合，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满足各地站长和情报官员的潜在需求，因为他们经常要求技术官员参与几乎所有领域的工作。

然后，在1974年，我被提升为伪装部门的负责人，并被要求回到总部负责该部门的工作。当时，我只有33岁。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把我拉到一旁，叮嘱我尽最大努力提高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伪装能力，而这也正是我在尽力实现的目标。

在中情局内部，伪装理念起初并未受到重视，大多数人认为伪装部门的技术人员无非就是一帮美容师。加之中情局早期的伪装几乎等同于拙劣的假发、胡须和帽子，经历过这一时期的情报官员就更不重视伪装了。在那个时期，中情局伪装人员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情报官员坐在理发椅上，并向他们传授伪装技巧，但却不提供任何伪装材料。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与好莱坞的一名化妆师合作，并向情报官员展示创新思维所带来的成功效果。第一次这样的行动是在1972年，将一名非洲裔美国情报官员和一名老挝内阁部长伪装成两名高加索人，以便他们能够在越南和老挝会面。基于我们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两人最终成功通过关卡。这次行动打开了一道闸门，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伪装行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