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我的部门。大多数同事都已经到位，有的在处理与人质危机无关的一些项目。我的副手提姆（Tim）大跨步走进办公室，然后猛拉了一下领带；他刚刚从教堂回来，他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开始煮咖啡。我在伪装实验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看还有哪些人已经及时赶到。

那天上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认为大使馆的占领者会在几个小时后离去，就像2月14日的那些游击队员一样。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改变最初的看法。

此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大使馆被占领，我们需要重建伊朗的人际情报网络。通常而言，在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或在禁入区如莫斯科，你需要建立一个幕后特工网络。这些公民特工同意在发生紧急事件后与西方保持联系，并就当前态势提供建议。在遭遇攻击之前，我们已经在德黑兰建立了这样一个网络，但此时我们的特工似乎完全消失了。他们或许还待在原地，但考虑到自己和家人所可能面临的危险，大多数人并未采取行动。

于是，我们计划组建一支由专业情报官员组成的队伍，让他们潜入伊朗，以对当地局势做出评估，并着手开展营救前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个计划首先会涉及如下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和伪装材料？他们需要伪装成哪一个国家的人？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他们还需要看起来像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必须会说德语；一个拉丁裔美国商人必须看起来像拉丁人。

在确定候选人之后，我们便开始伪造他们的掩护身份。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会有什么人进出伊朗？商人？记者？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德黑兰，媒体自然不会缺席。

与确定人选一样，伪装工作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要不要让某位情报官员看起来更老一些？我们能否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伊朗人？我们要不要仿制伊朗制服的证章？我们积极迎战，未雨绸缪，尽最大努力完成所能想到的工作。我们感到紧张但并不恐慌。不管要求做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有能力做好，但这需要时间。

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中楼的气氛一度显得非常紧张。我们并不缺想法，缺的是经过周密思考的想法。比如说，有一次一名前特种部队成员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只要我为他提供一个“特技演员”面具和一把AK-47，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一次，一名中情局高级官员——我们先前在南亚地区共过事——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一脸无措。“嗨，杰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我问。他向我解释说，行动部门的主任在总部走廊里见到他时，告诉他赶紧到中楼报到，然后去伊朗。杰克是亚裔美国人，行动部主任的想法是非白种人更容易潜入伊朗。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却未考虑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让我来这里见你，”杰克说，“但我根本无法做这个事情——我不会说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