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过是对经历过磨难的人的一种善意美好的期许罢了，磨难就是磨难，它本身并不会孕育任何福祉。写作本书时，出于对所有这些前辈的敬意，我不厌其烦地标注了所有人的生卒年。到本书完成时我忽然发现，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的前辈人物，布莱洛克逝去得毕竟稍早了些。我更愿意相信布莱洛克的大难不死，是因为他在等待他事业中的那位幸运女神塔西格，上帝还不允许他在未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前就死掉，纵使是肺结核这个几乎必死的理由也不行！

1928年，康复后的布莱洛克重返范德堡大学工作，十年后取得了全职教授的职位。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极重要的合作伙伴——费雯·托马斯（Vivien Thomas，1910—1985）。在学术期刊正式刊出的文献中，有关B-T分流的创立，通常都只提布莱洛克与塔西格，以至于多数今天的心脏外科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一传奇术式的背后，尚有这样一位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

托马斯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后来随父母搬至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托马斯高中毕业后原打算读医科，但由于经济原因而梦断，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在1929年子承父业做了木匠。一个木匠怎么跟心脏外科扯上关系了呢？原来，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激增，即使托马斯技术很棒，也还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否则，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心灵手巧但默默无闻的木匠，却少一个手技绝佳、对心脏外科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传奇实验员。

1930年2月，经由朋友介绍，托马斯成为布莱洛克的实验室助手。一个大学的科研人员，怎么雇用一个木匠做自己的助手？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在范德堡大学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研机构中，一个籍籍无名的研究者，就算是想雇用一个用有大学学历的实验室助手也无人应征。

最初，托马斯啥也不会，只能由布莱洛克的一个下级医生从头教起，化学、生理学……以及种种实验室技术。十年后，托马斯成熟了，在外科实验室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布莱洛克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野心勃勃的布莱洛克发誓，即使是在范德堡大学这个一向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机构里，也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选择休克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一领域里，布莱洛克一反前人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成果很快在二战战场上的施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因为布莱洛克提倡的救治休克的新方案，不少伤兵得以免于一死。这些研究成果使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不少实力更雄厚的医疗研究机构想把布莱洛克挖走，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打算聘请布莱洛克做外科总负责人。但布莱洛克提出，“要我去做主任可以，但我必须带着托马斯一同前去”。这个附带条件福特医院不肯答应，因为托马斯是个黑人。而布莱洛克也不愿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