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和比奇洛都仔细地寻找着第一例适合心内直视下修补房缺的病例，这一选择的意义对于这些开拓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理想的病例应该是年纪小的，其心内的畸形不太可能产生远期的不良后果。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提出临床试验设想，到最后获得合适的病例可以一拼高下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内心一定是极不平静的，那种混杂着兴奋与紧张的期待，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是多么难熬。

比奇洛后来回忆说：“在选择第一个合适病例的过程中，我们更希望他是儿童或青少年。但我们工作在一家成人医院（多伦多总医院），没有儿童的病例，而且当时加拿大的医疗环境对心外科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番话流露出多少无奈啊。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扬名立万的机会，但由于国内保守的学术环境，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科或儿科的医生愿意为比奇洛推荐一个适合的病例。事实上，距离多伦多总医院不远，穿过一条街道就有一家儿童医院……这是比奇洛和刘易斯两个人对荣誉的争夺，似乎也是两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次比拼，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不过，此时机会的天平开始向刘易斯倾斜了。

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理查德·维克（Richard Varco，1912—2004）的转介使刘易斯获得了先机——他将为一个五岁女孩做心脏手术。这个女孩叫杰奎琳·约翰逊（Jacqueline Johnson），患有房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有杂音。这个孩子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反复生病（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多数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发育差，现在其心脏已经病态地增大。刘易斯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做手术，杰奎琳可能会同其他许多先心病患儿一样，很快就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时间是1952年9月2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台上刘易斯有两位助手，其一为转介者理查德·维克，另一位是克拉伦斯·沃尔顿·李拉海（Clarence Walton Lillehei，1918—1999）。李拉海是刘易斯的同窗好友，在学生时代，他们共同度过了很多个烂醉如泥的美好日子。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如此重要的一个手术，怎能少了好友的相助呢？

杰奎琳躺在变温毯上，体温开始逐步下降，当其体温达到28℃时，其心率已经由原来的每分钟120次降低到每分钟60次。刘易斯开始打开杰奎琳的胸腔，阻断心脏的大血管，切开右心房，探查。谢天谢地，诊断无误，确实是个房间隔缺损。刘易斯开始缝合这个缺损……李拉海抬头望了一下时间，已经过去四分钟了，他不禁为自己的好朋友捏了一把汗，这个时间，如果是正常体温，脑细胞就已经开始死亡了。当刘易斯最后修补完房间隔缺损，开始关闭心房的切口，打开阻断的血管，重新恢复心脏跳动时，全部用时为五分半钟。刘易斯干净漂亮地完成了对该患儿心脏实质缺损的确切修补缝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