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像狗一样，一直干活。工头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在哪干或者干什么根本无所谓……有谁会在乎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只是商品。

很多置身于中国劳动力大迁移中的工业家将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政策视为共产主义被击败的信号，因此，对当地政府的态度同对待工人的态度一样傲慢无礼。“共产主义者们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他们只好向我们求助了。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说，他们听。”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台湾资本家对其在大陆投资的评价。因此，他们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置各种中国的劳动法规于不顾。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的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垮台了，因为这些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懂也不会搞经济。毫无疑问，这段时间内，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伴而生、同生共存，这种搭配显得十分可笑。

基于以上思想，这些资本家鼓吹和实践的是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在他们本国是严厉禁止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禁令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你去了深圳，你就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工业革命的景象在现代重现了。当时，整个珠江三角洲都笼罩在烟雾之中，工厂夜以继日地不停排放着各种有毒的工业废气。数千万的农民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一样，被外资企业吞噬，成为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甚至令人无法忍受，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工人们每20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面摆满了双层床，厕所就在旁边，所有屋子都脏乱不堪，臭不可闻。”一个名叫刘强敏的工人这样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她在深圳大图电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大图电子是一家港资企业，专门生产闹钟、计算器和电子日历等产品，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刘强敏说：“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半夜，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期间只能吃饭时休息2次，每周要工作7天。”而200多年前，英国的童工调查委员会也曾经收集到了类似的证词：“年轻的女工已经在时尚产业工作了7年。冬季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半夜11点，夏季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点或6点半直到半夜！”

在工厂里，老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置疑。工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无论是工作时还是休息时。在20世纪90年代，大图电子的工人们要去厕所必须写书面申请，并且不能超过10分钟。在工作时间不准聊天，一旦被抓到要罚款5元。对于当时每月只赚300元的工人来说，这个数额可不小。可以说，工人们每天都生活在羞辱中，这也是工厂的规矩。1995年，媒体曾经刊登了关于韩资企业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虐待工人的报道。当时，一位中国女员工因过度疲劳在工作台上打盹，为惩罚这名“违规”的女工，韩国老板让正在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全体中国员工站队集合，大发雷霆地要求每个中国工人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就地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