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也有所增加。现在，整个中国财政收入的7%来自于深圳，12%来自于广东。这一数字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深圳市政府具有看似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而深圳很多的乡镇或者村甚至本身就是一家企业，如观澜镇 。

观澜镇离深圳不远，诞生于建国之后，曾经是军垦农场，是中国最早的集体农场之一。1984年，当地政府建立了一个加工厂。1992年，整个镇子转型成为一个集体企业，一个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结合起来的混合体。整个镇子的居民变成了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这个镇子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进行自治。鉴于这个镇子同时也是企业，它必须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允许才能相对独立地对外资和贸易进行管理。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勇于改变。

真正理解深圳农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频繁发生的改变并非易事。而当地政府对这种改变进行了指导，这种从村庄到工业企业的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很多人将其称之为“地方国家统合主义”。

时间就是金钱

20世纪80年代，在外资和外地工人的支撑下，深圳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这一过程也得到了国人的见证。1995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345万，而200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430万。2007年，深圳的常住人口据统计已经到了1 700万，其中打工者占70%。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深圳经济年增长速度据说到达了28%，即使与东南亚的经济奇迹相比也是一个惊人的数据。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饭店、时尚店遍地开花，深圳这个珠三角上昔日的荒芜之地和农田变成了从不停步、快速发展的都市。

现在，所有的经济特区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它们的带动下，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1978~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越来越多的经济特区正在以深圳为模板，借鉴其成功经验，复制深圳的奇迹。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在东欧和苏联的中亚成员国，这些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就开始了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之旅。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虽然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模式，但是并没给本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条件。相反，这些措施使各国变成西方经济的附庸。我们不妨关注以下实例：2009年，南斯拉夫各国陷入了信用危机，面临破产；匈牙利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怀念持续增长；西方各国对东欧移民的敌视和种族主义倾向不断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