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的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孙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务而断定曾国藩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汉奸卖国史。

曾国藩是不是特别残忍的刽子手呢？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6％。从现有史料看，只能说双方的责任在伯仲之间，把这说成是曾国藩特别残忍的结果，未免肤浅和偏激！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范文澜大骂曾国藩的同一年，毛泽东却在延安“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与此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

但历史挺会捉弄人，延安的这类让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被人们淡忘，致使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认为是新鲜的“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