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枏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①[①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页。]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2.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3.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4.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①参阅拙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双月刊2002年第6期，广州。]①，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