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河南灾民的惨状。第二天王芸生奋笔写就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尖锐指出：“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量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尚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当天，《大公报》就接到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是委员长）的命令：停刊整顿三天。

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是蒋介石刚愎自用，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加上他的政府腐败透顶，赈灾款半年到不了灾民手中，还要照样征粮！

二是一贯蔑视言论自由。就在河南大灾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请王芸生访美，一切手续已办好。但在启程前的两三天，国民党中宣部长潘公展打电话给他说：“委员长（蒋介石）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此行于是泡汤。背后的原因是这个中宣部长打小报告，托陈立夫上签呈，说王芸生不可靠，不可令其出国。①[①周雨：《大公报史》第1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①[①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