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①[①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24页。]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