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任何人在思考国计民生的时候，都必须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深刻的理解，方能把舵掌稳。

历史已经判定瞿秋白没有把舵掌稳。他有比较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到了俄罗斯，接触的依然是俄国牌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角。

邓小平于1920年抵达法兰西，过了几天，便在10月21日进入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1921年3月13日因钱已用光而离开学校，结束了在法国不到五个月的学习生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全面了解法兰西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的机会。他对这段生活有个总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准确的名称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①[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很快就成为职业革命家。1926年初，他来到莫斯科，进入以“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职志的中山劳动大学学习，在不到一年的学习中，接受政治灌输，便奉命回国投身革命风暴了。

两个年轻人在同一年在俄、法两国作出相同的选择，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历史信息。

以邓小平来说，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到了法国，“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走上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道路。②[②同上，第67、112页。]

邓小平来到法国之际，正值“法国经济萧条，工厂开工不足，物价上涨。由于大批复员军人返乡，使得就业问题益发突出”。这个状况直至1922年才开始好转。③[③同上，第87、97页。]其直接后果是使他的求学之梦破灭，在工厂中做了四年工，感受了工头和资本家的面目。当时这些正在经历幻灭煎熬的年轻人中弥漫着激愤之情，他们大声疾呼：“苦工吃饭而不得，勤工学生复有何法？”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庭虽然大都比较清贫，但在国内温饱一般不成问题，也没有做过苦工；来到法国，反差太大，因此，即使有些找到工作的学生，也愤愤不平说：“我们现在实际每天八点钟工作，此外还消耗二小时，总共有十点多钟……每天不过得来十四法郎……这种魔鬼式的掠夺，比人杀人、放火、打劫的强盗，还要厉害些呵。”邓小平在最好的状况下，每月可以剩下二百多法郎（按当时的汇价，一个中国银元可换8—14法郎，他们在法国每天的生活费约需3—5个法郎。）①[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第89－90、87、91、99－100页。]。但邓小平不是仅仅关心个人蝇头小利的鼠目寸光之辈，这些激愤情绪不可避免浸润着他的年青的心灵。

应该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解读邓小平的选择。

世界大战、一次又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十月革命，是决定20世纪上半叶乃至整个世纪世界面貌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些重大事件，各国、各党和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调整自己的对策。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强斗胜。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争斗！这是一场在各式各样的神圣旗号下以超过一亿人的生命和鲜血烹成的鸿门宴！在如此复杂纷纭的环境下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谈何容易！

邓小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容许和鼓励对各种理想的追求，一个对历史进程有所建树的人的眼光必然超越个人的目前利益。重要的不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某些具体特征的描绘，对一个社会的特征的认识必然有很多变化，值得珍视的是人们对更加美好社会的勇敢追求。当1927年年初邓小平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念兹在兹的理想、信念是国家富强和社会公正。

其次，这意味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对他说来，一个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用于某个时期和范围，越雷池半步便导致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再次，他在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邓小平毕生的成就、失误都与他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