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时候，妈妈来到了地下室，她说我得去跟帕特尔医生见个面。可现在出门的话我今天的锻炼任务就泡汤了，于是我问她可不可以晚上去，可是妈妈说这次碰面没法拖延。如果我不按时去见帕特尔医生，就必须回到巴尔的摩的那个鬼地方去。妈妈还引用了法院判决书里的句子，她说，如果我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那份文件。

我当然相信妈妈。我先去冲了个澡，然后跟她去造访帕特尔医生。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伍尔希斯镇一所大房子的一层，就在哈登菲尔德—柏林路的旁边。

到了诊所以后，我在候诊室里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妈妈又去填那些讨厌的表格了。到目前为止，为了记录我的心理健康状况，至少得砍了十棵大树来造纸了吧。妮可肯定不愿意听到这些事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环保主义者。以前过圣诞节的时候，她至少会送给我一棵长在雨林里的大树——事实上她给我的只是一张纸片，上面写着雨林里的某棵树是属于我的。每次我都会取笑她送给我的那些礼物，现在想起来我挺后悔的。妮可回到我身边后，我再也不会取笑说那些雨林总有一天会被她送完的。

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地翻着《体育画报》，候诊室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轻柔的音乐，我甚至有些陶醉在优美的长笛声中了。突然之间，我就听到了那段我最最痛恨的旋律，就是那首歌，《我的爱人》。我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开始大声尖叫，我把椅子踢倒了，把咖啡桌掀翻了，我还使劲儿把一整摞杂志都扔到了墙上。我大声叫喊着：“这不公平！我决不容忍任何欺骗！我可不是试验室里的小白鼠！”

就在这时，候诊室里走进来一位小个子的印度人，他大概只有5英尺高，穿着编织的汗衫和合体的短裤，脚上是一双亮白无比的网球鞋。他问我哪里出问题了，语气非常平静。